人物档案

    寇庆延：1912年4月26日生，河南新县陡山河乡白马村人，1928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湖北省委社会部第一副部长兼公安厅第一副厅长，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广东省委政法委边防部长，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副省长，省委常委，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是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5年离休。

    2012年4月26日，寇庆延整整100岁了。

    昨日上午10点，省中医院二沙分院在保健病房内为这位走过长征路的老红军举行了一场生日会，精神矍铄的寇老即兴朗诵了过草地时创作的诗歌：“牛皮腰带三尺长，荒原草地好干粮，一段拿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一段留给战友尝……”

    寇庆延，曾担任过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检察院检察长、副省长、省委常委、省顾委会主任。目前广东省健在的正省长级老领导中，是年纪最大的一位。

    自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寇老一直在广东政法系统工作，亲历过不少重大事件。寇老向南都记者讲述了当年的一些秘辛点滴。尽管他已失明多年，听力也不太好，但谈话时，寇老声如洪钟、谈吐清晰、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时而有力挥动大手，时而低头沉思。当被问及长寿秘诀时，老人支招：“想要长寿，心情舒畅、坚持运动、广交朋友、基本吃素、劳逸适度。”

    谈上任 “被迫”到广东工作

    南都：新中国成立后，你先是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社会部第一副部长兼公安厅第一副厅长。1951年，为什么把你从湖北调到广东工作？

    寇庆延：1951年初，广东出了个“两陈事件”，陈泊(时任广东省公安厅第一副厅长、广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陈坤(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和我的前任谭政文(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关系很紧张。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就点名要我来广东，他没当面跟我说，是中南局公安部部长卜盛光通知我的。可我那时很不愿意到广东工作，一是我以为广东是“南蛮子”的地方，排外厉害；二是，我那时在湖北工作，中南局公安部的人一起开会，听谭政文介绍“两陈事件”的情况，我心里就想，妈呀，广东的内部斗争那么复杂。

    我拖了三四个月，后来来信催我，我找卜盛光同志，我说我不想去广东；卜盛光说那你去找罗部长直接说去。罗部长以前打仗时受过伤，关节打坏了，嘴张不开，讲起话来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而且我知道罗部长很严格。我后来想想算了，不想挨罗部长的批，只好硬着头皮到了广东。(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南都：“两陈事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公安系统第一大案，后来判定是个冤案，1982年获得平反了。

    寇庆延：对。陈泊、陈坤利用国民党旧政权的警特人员和三教九流的人，协助维持解放初期后广州的治安、抓捕国民党潜伏的特务情报人员，这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定性成敌我问题，这就搞错了。

    谈保护叶剑英　赤手空拳抓捕特务

    南都：广东是前沿阵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治安形势严峻。听说你到广东省公安厅上任不久，第一项大任务就是保护好叶剑英(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

    寇庆延：1952年，台湾国民党保密局派四邑情报站少将站长赵一帆密谋策划暗杀叶剑英。这件事上报毛主席后，他马上批示说“一定要保护好叶剑英同志的安全”。罗瑞卿部长点名要广东省公安厅负责侦破此案，这年夏天，公安部还派政治保卫局一处处长李广祥来广州协助，成立专案组，确定行动方案。我们一是做好叶剑英的内保工作，二是搞清赵一帆的情况。那时公安厅没有船、没有飞机、没有汽车，完全是赤手空拳，要想在海上抓捕赵一帆，就只好找南海舰队帮忙。具体负责抓捕赵一帆的是广东省公安厅侦察科长刘毖。我带着刘毖找了南海舰队一个副司令员。南海舰队派出舰艇，在公海上开炮警告，截住了赵一帆坐的香港“德兴”号商轮，把他抓获。

    谈王仲被毙　并不主张杀王仲

    南都：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一度走私十分严重。海丰有个县委书记王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经济犯罪被枪毙的县委书记。

    寇庆延：那年我们查海丰县委书记王仲的案子，当时我个人的看法是：王仲自己并没有贪污、受贿多少，拿现在的法律来看，他主要是渎职和纵容，他要了很多手表，但都是用来送人的，不是装在自己腰包里。另外还有海丰一个副书记叫叶妈坎的，“文革”中的造反派，后来政策变了，调他到另一个地方工作，他不去，就搞走私、违法乱纪。当时我主张枪毙叶妈坎，不主张枪毙王仲，最多判个死缓。后来开常委会讨论，常委一致同意判王仲死缓。但讨论结果向中纪委汇报后，中纪委坚持要杀，要刹住这个风。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个像王仲这么严重腐化的人，他是最厉害的一个，省委也没办法，最后就把王仲、叶妈坎两个都枪毙了。

    谈政法工作　为错杀自己的同志而内疚

    南都：你多年从事政法工作，你的工作准则是？

    寇庆延：不随便冤枉人，不要留下冤案、错案，这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系。

    1936年10月，我是31军91师司令部侦察科长，带一个侦察连到甘肃武都与天水之间执行任务。一次激战中，两个班的红军战士牺牲。我带着6名战士突围跑回驻地，第二天就被带到师部，交给保卫局五花大绑关押起来。当时受张国焘“左”倾肃反路线的影响，起初怀疑我“生还有诈”，怀疑我是“改组派”。军部发电报给朱(德)老总，说我是反革命，要求枪毙。朱老总看完电报非常生气：“哪有这么多改组派？不能杀”。因朱老总回了电报，就把我从保卫局转到军法处，这一转就把敌我矛盾转化成了人民内部矛盾。

    我自己差点被冤杀，我也不小心冤杀了同志。搞肃反运动的时候，有汕头地下党的同志被当成特务杀死，后来其他地区的党组织报告说，你怎么把我们的党员给冤枉了？！人是我签字批准杀的，我犯了错误，杀了自己的同志，这一直让我很内疚。这以后，我就提醒自己，办案时要谨慎，要调查清楚，不随便冤枉人，不要留下冤案、错案。

    谈反腐　必须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

    南都：寇老，你现在依然关注党和国家大事，作为老党员，你有什么话要说？

    寇庆延：现在我老了，不能为党工作了，但是我对党还是非常关心的。我们党的每一次全会的公报、每一个决议，我都要秘书反复地读给我听，我一条一条地去想，它们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不符合我国的国情，我把每一条都想完了，是符合的，哎呀，我的这个心啊，就舒服了。

    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党的政策没有落实到底、没有执行到位。现在腐败现象是严重了一些，但是要相信我们的党啊！党是不会不管的！反腐必须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因为权力在上面。上面不反腐，就会对腐败形成保护。(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许黎娜 王道斌 通讯员郭良辰宋丽萍

    摄影：南都记者邹卫 冯宙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