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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

宋淇的编剧与翻译

摘要:上一期,提到我爸爸1957到1963年在电懋公司一直担任制片人的职务,他担任过六十多部电影的制片人,其中较有影响的就是《四千金》、《星星、月亮、太阳》、张爱玲编剧的《南北一家亲》和王天林导演的《野玫瑰之恋》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宋淇(站立者)在电影《四千金》庆功宴上。

    宋淇传奇

    从宋春舫到张爱玲9(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上一期,提到我爸爸1957到1963年在电懋公司一直担任制片人的职务,他担任过六十多部电影的制片人,其中较有影响的就是《四千金》、《星星、月亮、太阳》、张爱玲编剧的《南北一家亲》和王天林导演的《野玫瑰之恋》等。爸爸在申请香港大学研究员的简历中列出《南北一家亲》为他自己编剧,但该电影的字幕列出编剧为张爱玲。我猜测是张爱玲写了初稿,但因她不了解南北文化的冲突,我爸爸遂帮她修改,可以说是两人合编,为了张爱玲可以拿取全部编剧费,最后只署了她的名字。

    真正担任编剧的电影只有两部

    我爸爸自己真正担任编剧的电影一共有两部:一部是在电懋之前所编的《有口难言》;另外一部就是在电懋期间的《南北和》。《有口难言》改编自法国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法朗士的剧作《哑妻》。《南北和》源出于1958年电懋贺岁晚会里的舞台小品,因为广受好评才编为电影。这两部电影并不能显示出我爸爸的真正学识与才华。

    我爸爸曾经写过两篇有趣的文章,《中国电影的前途》与《拜银的人———一则寓言》,可以见到他的另一面。

    在散文《中国电影的前途》里,爸爸写道:“一般电影剧本的通病是过分重视剧本的故事,而忽略了其中的人物,以致本末倒置,一味追求曲折离奇、出人意表的故事,对人物的塑造视为无足轻重。甚至为了迁就故事,人物的性格会前后矛盾,无从令观众信服……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由于出发点错了,中国电影便随之走错了方向。”

    我家里以前有一本英文书,讲三十六种戏剧结构。爸爸应该是翻读过这本非常残破的书很多次。现在我找不到这本书了,应该是爸爸将连同其他有关电影的书籍都捐了给香港浸会大学。该书的作者是意大利作家乔治·波尔蒂,他根据一千种剧本、二百传奇、史诗与历史,统计证明人类的感情最多容纳三十六种戏剧结构。爸爸说这本书是“凡从事研究戏剧者无人不知。”

    这种用统计学的方法去分类戏剧好像很偏激,连我这个统计学博士都不大相信。科学是要根据事实,要看看是不是所有的戏剧都只有三十六种,正如所有的计谋是不是只有三十六计?我没有做过这个分析。爸爸倒是给了两个有趣的例子。

    例一:有人请爸爸看一部由琼瑶小说《烟雨蒙蒙》改编的台湾电影,想试探香港观众反应如何。爸爸看后说,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和粤语东宫西宫片很相近。男主角是一位昏君,为西宫妃子迷惑,把东宫皇后打入冷宫,甚至把太子废掉,而西宫串通国舅,勾结太监与奸相为非作歹。结果真相大白,昏君觉悟,太子复立,坏人服诛。

    爸爸说琼瑶绝不会采用这么俗气的民间传说为故事骨干,而这种巧合无非证明三十六种之说自有其根据。爸爸说新一代的香港观众不会喜欢看粤语残片,但他们会喜欢《烟雨蒙蒙》中的“东宫太子”———大太太的独生女儿,一个个性明朗、有主动性的人物,由新人归亚蕾主演,结果她以此影片获得第四届金马奖最佳女演员,而电影在香港票房也甚佳。

    例二:爸爸和导演胡金铨曾谈到《西施》的故事。爸爸认为这个故事可以编得很像西方剧作家萧伯纳的《卖花女》,好莱坞电影版则是《窈窕淑女》。爸爸说这样的《西施》剧本,拍出来可以与奥斯卡最佳影片《窈窕淑女》同样精致紧奏,不落俗套。胡金铨听了忙问:“你写不写?你写,我就拍。”后来李瀚祥出巨资拍了一套古装历史片《西施》,爸爸与胡金铨的《西施》就没有下文了,因为好像是在拾他人牙慧。

    爸爸的短篇小说《拜银的人———一则寓言》写一群人凑合地出现在一个下午茶座,其中有编剧、剧务、副导演、女主角、准男主角、导演和制片。在座有人说,每人要说一句成语,这一句成语一定要改掉原来成语的一个字,同时要合乎说这句话的人的身份。然后大家评一下,由说得最不好的人请客。结果女主角是“坐以待币”,编剧是“委曲求钱”,准男主角是“视归如死”,副导演是“不学有术”,剧务是“无知近乎勇”,导演是“理曲气壮”,制片是“未捞先衰”等等。你猜谁输了?女主角说:“‘委曲求钱’,我们大家吃电影饭的,哪一个不受委屈?哪一个不是为了钱?”编剧慌了,心里一算,这一顿茶恐怕要二十元,自己付是付得起,可是今天出来是答应老婆替孩子买奶粉,回去怎么交代?好在制片做好人签单。

    我看不出来这些人的原型,但我想我爸爸也不会那么明显地去得罪人。这个短篇小说其实没有什么故事,所以不是三十六戏剧结构之一,但那些电影界人物塑造得非常出色。《拜银的人》如果拍成电影,可能成为那一个年代的《低俗喜剧》。

    翻译自己喜欢的书

    爸爸的翻译作品大多数是他自己的选择,可以说他是幸运的。至于我妈妈译出来的有六本书,例如有本《地理真有趣》,很难想象她会喜欢这个事,但是翻译这样的书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因为文字不多。我妈妈还翻译有《无奇不有》、《苏联的戏剧》、《苏联的音乐》,这些书她基本没跟我提及过。我也觉得她做这些翻译都是基于谋生。上海时代的张爱玲要翻译牙医的书籍,到了香港,华盛顿·欧文的小说也非她的首选,所以会觉得辛苦──之所以做也是基于同样原因。

    在我爸爸一生的翻译生涯中,他觉得翻译了两部比较得意的作品,一是《攻心记———东欧共产国际思想改造过程》,由火炬编译社于1956年出版,署名余怀,原作者是波兰的切斯拉夫·米沃什。这本书刚出版时并没有引起注意,但这位作家在1980年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引起轰动,那个时候皇冠出版社才找回爸爸所译的版本进行再版。

    另外就是英国作家瓦欧的《兴仁岭重临记》(B ridesheadR evisited)。爸爸翻译了本书的第三章。这部分译文首先发表在1953年11月第21期的《人人文学》,后来作为附录放在了林以亮1968年出版的《前言与后语》里面。(《前言与后语》的初版是由香港正文出版社于1968年出版的,同年11月15日又由仙人掌出版社出了第二版。)

    关于书名的翻译,爸爸也做出解释:B rideshead是地名,可是同时在声音上有双关的意思,隐示B ride新娘,所以译成中文只能用“兴仁”以隐示新人之意。香港电视台播映时译为《故园风雨后》。董桥批:“林以亮则把它译成《兴仁岭重临记》,的确比较接近瓦欧的旨趣。瓦欧到底是‘最忍得住情的一位作家’;‘故园’的‘故’字显得情不自禁;居然用到‘风雨后’,未免滥情!”

    翻译《兴仁岭重临记》是爸爸自己欢喜的事情,自主选择的,虽没全部翻译完毕,但当时他挺开心。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由英国电视公司拍成剧集,并在美国公众电视台播放,取得空前成功。我爸爸在香港看到这部轰动的电视剧后,他觉得很开心,证明了他当年是眼光独到的。(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为什么没翻译全书?理由是他觉得他想严肃对待这个工作,但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完成,毕竟还要养家。他觉得实在无法依靠翻译养家,决定“情愿委屈翻译,不愿委屈妻子”,所以才中断了那篇《兴仁岭重临记》的翻译。

    《兴仁岭重临记》的译者序点出爸爸的苦衷:“本章虽然不到一万三千字,而我却整整译了一个多月,看见别人信手译书,只能埋怨自己不济。”

    由于我爸爸的病,他先后从电懋、邵氏辞职。到了1967年,“文革”第二年,他认为我与姐姐两个小孩在香港不安全,想送我们出国。出国需要钱,所以他需要重新工作,就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当校长的特别助理。1973年,我爸爸与高克毅(乔治高)在翻译学会里创办了学术期刊《译丛》(R enditions),致力于译介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下一期将讲述宋淇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经历,敬请关注。)

    宋以朗口述 供图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

标 签:宋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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