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记者米兰(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实体经济增长下滑引发各界普遍担心。伴随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降至8 .1%，担心成为现实。全球热议，原本形势一片大好的中国经济，增速为何突然下滑？笔者曾在《政策失误导致中国经济减速》(见3月25日“评论周刊”)一文中做过分析。日美经济复苏乏力、欧洲深陷债务危机导致中国外需不足和出口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致使企业盈利能力下滑皆不是这一轮中国经济困境的主因。

    主因在于三方面的政策失误：一是以限价、限购为主的打压房地产，管控需求的结果是抑制了供给，致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受到政策遏制而延缓；二是为应对通胀，政府不惜使用种种价格管制的严厉手段(甚至搞“农超对接”，行政约谈涨价企业等)，但按下葫芦浮起瓢，调控不得不越来越宽泛，越来越微观而干扰价格机制，凭增经济运行的制度费用，多年累积，恶果终现；三是引入了凯恩斯主义乱调经济参数的恶习。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不到三年的时间内，中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经过三次大的反复振荡调整，致使个人和企业决策出现大面积的失误。

    面对当前经济的下滑，一些经济学者和媒体又在鼓噪中央政府重拾凯恩斯主义的那套做法，呼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尽出馊主意。这无异是雪上加霜。企业决策，经济运行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宏观政策环境的稳定。好比一个饭馆，若顾客今天50人，明天500人，后天又是200人，饭馆老板会无所适从，是无法决策食材的购买量到底是多少。中国农转工基本完成，刘易斯拐点到来，产业正处在自发升级阶段，再加上近年来的新劳动合同法以及最低工资等的实行，劳动力成本升得急，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印度、越南等国比在下降；通胀和人民币升值又在双重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在此背景下，宏观政策的稳定尤其重要，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微型企业，再也经不起新一轮的调控折腾。相反，除保持人民币币值对内对外尽可能稳定及减税外，借机重启近年来中断的国企产权改革，并废除第三产业的准入管制，为民营企业的进入和竞争营造一个更公平的政策环境和空间，开启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的通道，才是正道。(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国企未竟的产权改革(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经济和社会增长的唯一动力是知识增量。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和开放，重新回归市场，给予个体自由，使得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奥秘就在于中国民众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大规模的知识更新。对此，长沙理工大学的朱锡庆教授有独到的解释：传统中国是个三农国家，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主体，多的是“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知识，要实现财富的增长和民众福利的改善，唯有工业化一途，也就是民众要获得工业生产和交换契约的知识。中国通过沿江向内陆的逐步开放，以工厂为载体引入了多个国家的工业生产知识，并通过民间自由缔约的环境，以及“打工”这种人口大规模快速有序的流动方式，使得这些知识在中国民众中间以低成本迅速传播和普及。

    中国产品的物廉价美、竞争力无与伦比，恰在于后发的学习优势，传播和获取知识的成本仅是西方的一个零头。但近年来，朝向更自由的经济发展趋势却有半途停滞的迹象，比如银行、大学、医疗、广播电视、媒体、出版等行业仍在实行严格的行政准入管制，既不对民间资本开放，也不见根本性的制度改革；而一些垄断性的国企，比如邮政、电力、电信、石油、煤炭、有色金属等仍旧不动产权，仅在裁撤合并，在大规模和行业集中度上做文章，而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上游产品的垄断高价，无疑增加了下游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

    伴随改革和开放，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另一套现存的参照系，映照出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低效和必然带来的租值耗散。应该说，国企改革的逻辑起点是计划经济的失败。计划经济为何会失败？哈耶克在其经典《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一文中有深刻的洞见。合理的社会经济秩序是确保每一个人所知道的信息和知识得到有效利用。而知识分成两类，一个是在一定时空具有普适性的科学知识，另一个则是在特定时空存在，为特定个人所掌握的经验性知识。这类知识具有分散性、变异性、场景性和时效性。每个人都掌握着一定的经验知识，而正是市场的价格机制传递出的信号使得这类知识得到有效利用。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有效与否取决于个体决策的有效性，而个体决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决策权是否与所拥有的知识相匹配。使两者相匹配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知识转移，无决策权的人将所拥有的知识向有集中决策权的人转移，一种是决策权转移，把决策权转到有知识的人手中。恰是因为经验知识的上述四个特征，使得知识转移成本高昂，得不偿失。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具体活动均由高高在上的中央计划部门的技术官僚进行指令决策，分散在企业各个环节中的经验性知识得不到利用，导致的一个结果必然是决策权与知识分离，效率低下，进而失败。因此，选择第二种方式，即决策权向有知识者转移，是国企改革的必然逻辑。

    回顾国企改革的历程，正是循此逻辑展开。决策权向知识转移，首先是决策权从企业外部(中央计划部门)转移到企业内部。但这种转移只是保证决策有效率的必要条件之一，还必须具备的两个必要条件是：第一，决策权必须转移给企业内的企业家(原政府任命的厂长未必是)；第二，有激励和约束，使企业家用好决策权。根据朱锡庆教授的总结，上世纪70年代末迄今的国企改革，大致分三个阶段，即放权让利、承包制、公司制改造。“放”是中央计划部门的决策权下方给企业的过程，但厂长未必是企业家，也没有激励和约束厂长用好决策权。基于此阶段获得的对决策者激励的重要性的认识，从1987年开 始 ，国 企 改 革 的 重 点 转 向“包”，通过确认剩余权来激励厂长进行有效决策。但“包”对厂长而言有激励而无约束，决策失败的成本却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由此改革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1992年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向“股”，希望借鉴西方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来约束厂长的行为，但不成功，研究后发现，关键在于西方由个人股东控股，而国企是公有企业，国家控股，“全民所有”这个股东并不能真正监督和约束厂长的行为，而带来所谓“内部人控制”问题。要有效地约束和遴选企业家，个人控股者的赌注是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按此逻辑推演下去，国企改制的下一步就是民营化，公司 制 是 为 国 有 股 份 全 面 退 出 做准备的。

    但遗憾的是，2004年的一场“郎顾之争”，围绕国企在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是否流失的大争论，使得当时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国企民营化试点中断，国企的产权改革被拦腰斩断。随着2003年国资委的成立，国企改革偏向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即通过注资、剥离与划拨、合并重组等方式，“做大做强”，强调对整体国民经济的掌控力成为改制的方向。近百家央企在政府主导下倒是多家进入了世界五百强，它们逐渐增加的高额利润似乎也证明了现有改制方向的正确。岂不知，这些高额利润来自于它们本身所占有的庞大的资产租金和垄断租金，相反却大而不强，租值不断地隐形耗散，尤其是其对民营经济的挤压效应实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不能承受之重。

    国企改革的认知误区

    如何看待国企产权改制中“国资的流失”，一直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国企的私有化总是伴随着贱卖的声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撒切尔主导的英国国企改革，90年代德国统一后对东德国企的改制以及俄罗斯的国企出售，无不充满着此种争论。首先要问的是有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有私人资产流失的问题吗？其次是国有资产在改制的过程中是不是必然会流失？最后是若国资流失是不得不承担的一个代价，那是流失好还是维持现在国有企业的公有产权好。这不是一个道德判断，而是要做理性的成本分析。笔者曾说过一个绝对的话，国企的产权无论如何“流失”，界定给任何一个人成为其明确的资产，他都会珍惜并善用。这些资产最终也会通过市场交易得到有效配置，落入最善用者之手。

    国有企业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但那只是名义上的，个体不可能享有实际的决策权、定价权、剩余索取权等，因为交易成本高上天，唯有政府指派官员做“代理”。经济学的一个常识就是权利未经界定，在竞争下资源价值会耗散殆尽，即“公地悲剧”。但在真实世界中，一定会内生出一些规则，防止耗散殆尽。资产可以公有，但一定会有论资排辈、等级制等制度来界定权利。高干病房、户籍制，单位的行政级别等，无不是产权公有的结果。这也是国有企业必须改制的原因。

    前面已经分析过，国企在改制到公司制的阶段后，一个大问题就是“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因此国企的改革过程中无可避免会出现自定价格交易的成分而出现“国资流失”，但可以通过股权转让中的竞拍，增加透明度和公开性来减少流失，国企的资产市场定价问题也因多是上市企业而不再是一个难题，且美国，英国和德国、俄罗斯、东欧等国当年的国企改革也提供了很多正反两方面足以借鉴的经验。同时，也可以通过鼓励试点，以寻找更好的办法。以担心“流失”为名拒绝国企的进一步改革恰是舍本逐末，自断手臂。(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维持现状，国有资产是否就不流失了？国有资产有两种流失方式，一种是显性的，表现为通过暗箱操作、关联交易等将国有资产变成私人财产；一种是隐性的，表现为垄断国企内过高的工资和福利支 出 、工 作 消 费(天 价 酒 和 天 价灯)、任人唯亲以及出工不出力、生产效率低下。后者也是一种资产流失。凡是能够带来收入的都是资产，一份资产，本来可以产生更大的收入流，只是因为国有的缘故，产生不了，不是资产流失又是什么？国有资产的流失，实际上从国有企业存在的那一天就开始了。现在千方百计维持国有控股，而不是尽快完成国有资本的退出，国有资产会更严重地流失。张维迎教授当年提出“冰棍”理论招来骂声一片，真正能理解的人太少。

    公有经济是花别人的钱的经济，花别人的钱是没有经济自由的。所以计划经济一定意味着个体的不自由。国有企业多个婆婆，多个国资委一定不是什么坏事，否则谁来监督国有企业及其管理层。尽管法律规定国资委又要履行出资人的职责，导致监管者与出资人于一身的乱象。既然坚持国有，就不可能建立“自负盈亏，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它与公有产权是不相容的。公司制、股权多元化也不意味着国企改革就大功告成了，但它却为国有股及时，有步骤地退出竞争性领域创造了条件。在当前中国经济下滑的条件下，重启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正当其时，既可为中国经济注入活力，亦可彰显决策者打破既得利益，迈向更深远的经济自由之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