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记者祝勇(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在老家安徽阜阳颍上县新集镇韩庄村尝试做了半个月菜农后，杨志鹏还是选择返回城市，去过自己“熟悉”的打工生活。

    投入7000元，收入8000元，月均收入只有140元。“失败！”20岁的杨志鹏如此总结自己的第一段也很可能是此生唯一的一段务农经历。尽管如此，村里80后青年中有过独立务农经历的，也只有他一个人。

    2009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八，杨志鹏坐上阜阳至苏州的K8365列车，两年后又回到惠州惠东县。过去七年，杨志鹏的人生就像画了一个圈，又回到起点。

    父母打工自小就进城

    2002年，正在读五年级的杨志鹏被母亲岳文玲从老家接到惠东，转学到县城的一所民办学校。比他早两年，他的哥哥杨佳已经转到惠东读初三。岳文玲夫妇希望，儿子在身边学习，成绩会更好些，尽管为此一年要多负担几百元的学费。

    岳文玲是安徽阜阳颍上县较早的一批南下打工者之一。据《颍上县志》记载，1989年至1995年，当地已经开始大规模组织劳务输出，至安徽省内合肥、安庆、淮北及北京、上海、东莞、深圳等地。而这些农民工多从事环卫工、建筑、货车司机、废品收购者等繁重工作。

    1995年，28岁的岳文玲同丈夫离开老家颍上县新集镇韩庄村，来到惠东收集废品。两年后，她和10多个老乡被惠东县环卫部门聘请为环卫工。“你扫，我也扫，大家都是老乡，慢慢习惯接受这个职业。”目前，惠东的400多名环卫工，几乎都是来自安徽颍上。

    不要小看这些环卫工人的作用。在鞋厂林立的惠东县，每家鞋厂每天至少产生数十斤制鞋废料。这些废料不能直接卖钱，都靠这400多名环卫工处理。随着这些环卫工人渐渐老去，并且陆续返乡，如何处理日渐堆积的制鞋废料，竟成了当地政府一大头疼问题。今年春节过后，惠东县大岭镇新埔路上，500多米路面就有20多个垃圾堆。(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靠着这样的艰辛工作，2004年，在惠东打工满十个年头，岳文玲夫妇用打工攒下的钱在老家村里盖起了一座2层小洋楼。

    就在这年，珠三角等地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因为年龄、收入等各种原因，400多名颍上籍老环卫工们陆续收拾行李回老家。岳文玲夫妇并不急着回去，而是继续在惠东打工。新盖的小楼，也只是春节时回家住上十来天。

    岳文玲夫妇留下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儿子能继续在城里读书。但让她失望的是，2004年7月六年级期中考试后，性格安静的杨志鹏突然提出不读了。在老家成绩中等的他，来惠东后成绩却逐渐下滑，特别是英语，期中考试只得了30多分。杨志鹏说，当时他对自己彻底失去了信心。

    母子为此生了一个星期的气，最终岳文玲没能拗过儿子。“只说要他别后悔。”

    多年后回望当年的这个决定，杨志鹏说，他没有后悔。

    辍学打工城市里打拼

    辍学后不久，尽管母亲没有要求他挣钱养家，杨志鹏主动开始外出找工。他说，不好意思长期呆在家里。和他一样，400多名颍上籍老环卫工的子女，超过八成都选择了留在城里继续打工。

    这一年，因女朋友怀孕，哥哥杨佳选择跟随父母做环卫工，贴补家用。但跟很多同龄人一样，杨志鹏并不愿意做环卫工人。大岭镇城建管理所今年3月接连招聘5批环卫工，最后无一人留下来。

    2005年的惠东平山，制鞋厂及其他配套产业在县城星罗密布。仅平山一镇制鞋产业相关企业至少上千家。

    17岁的杨志鹏连续跑了多家鞋厂，均因为没有身份证而被拒绝。终于在2005年8月的一天，惠东平山红岭工业区一个印刷厂的老板娘收下了他。条件是，拿到正式身份证以前，他只能长期做临时工。

    这是杨志鹏的第一份工作，从早8点到晚8点。尽管印刷厂位于惠东县城最繁华的核心区，但除了跟同事聊聊天外，他每天都准时回家。“偶尔去下超市，没有别的活动。”

    在第一份印刷工作后，杨志鹏还进入一家制衣厂做了1年，一家手袋厂做了3年。到2007年，杨志鹏发现，自己还没有去过大城市，在同村老乡的介绍下，他又离开惠东去了苏州。印刷、包装、装裱、木工……和很多同龄的打工者一样，7年内换了7种工作。

    杨志鹏干得最久的工作，是在离苏州城区约10多分钟路程的一个家具厂做拼装木工。此后，“木工”就成了他对自己身份的定位。

    除了一个身份定位，苏州给杨志鹏的或许还有更多。在苏州的时间里，杨志鹏和女友经常流连于虎丘、拙政园、狮子林等优美的景点和繁华的市区。

    尝试务农遭彻底失败

    打工3年后，杨志鹏感觉要休息一下。2008年年底，他特意提前了3天假回老家，邻村好几个朋友告诉他，村里把一块50亩的土地租给公司搞大棚蔬菜种植，每户菜农每年每亩可获利2万多元。

    过完年后，到正月初六，村里年轻人已经走了一半。岳文玲问杨志鹏：“今年还去苏州吗？”“不去了，我在家种菜！”杨志鹏的回答立即招来哥哥杨佳的反对：“种菜能挣钱？”

    尽管还有些犹豫，但杨志鹏决定试一试。“别人发财都到我家门口了！”2008年6月，杨志鹏决定种植小叶青菜。

    播种，施肥，锄草。15岁前，杨志鹏还没去惠东时，也曾帮大人干过一些收麦子、种青菜的农活。因此，从播种到出苗期间，杨志鹏在其他菜农的指导下，也干得有些模样。

    最开始的一个星期，他每天都要去地里查看三四次。可一周过后，杨志鹏的耐心开始渐渐消失，变成了每隔三四天去一次。

    有经验的菜农叮嘱杨志鹏，为了防治虫害，播种期就要根据土壤湿度等条件喷洒农药。可杨志鹏听不进这些具体技巧。看到出苗后的小叶郁郁葱葱，他想：“这哪里会有虫？”

    等到快收成时，杨志鹏有些懊恼。他发现，几乎每一株青菜都有虫眼。“菜青虫太多了。之前打农药不及时不合理。”反省为时晚矣。满布虫眼的小叶青菜只能贱卖。幸而成本并不算太多，3个月过去，收支还算实现平衡。

    出师不利的杨志鹏，将宝押到9月后的冬种，尽管冬种的价格更高。他选择了包菜和香菜2个品种。前者抗虫较强，后者卖价高，春节时能达到每斤3-8元。吸取前次教训，这次在喷药、施肥时，杨志鹏更为细致。但接下来三个月里，他的空闲时间似乎仍然太多。

    趁着秋高气爽，杨志鹏曾经拿着气枪跟朋友去林子里打鸟，还去河里撒网捕鱼。更多时间，杨志鹏与村里人在麻将桌上度过。这样到了12月，杨志鹏再一次懊恼地发现，又有三分之一的包菜根部腐烂。“防病仍然没做好。”

    忙活到第二年1月底，一盘算，投入约7000元，收入仅有8000元。“包菜和小叶青都是平本，只有香菜赚了1000元。”杨志鹏的第二次种菜经历再度以“失败”告终。

    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对菜农而言，赶早很重要，头一趟价格最好。可当其他菜农凌晨3点就起床下地收菜时，杨志鹏还在被窝里呼呼大觉。直到6点多才起床，匆匆赶到集镇去。这时，不仅买家少了，价格也要低两三成。

    母亲岳文玲批评他“懒惰”。杨志鹏并不否认，但更愿意用在城市生活久了、不愿这么早起床来解释。事实上，杨志鹏在老乡们眼中也并非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

    杨志鹏还倒腾过一次从颍上到惠东的西瓜贩卖，结果遭遇台风赔了1000多元。“种地赚几个钱，不比城市里容易”。杨志鹏感慨。

    2009年春节过后，21岁的杨志鹏再次离开老家。虽被称为“农民工”，杨志鹏笑说，在老家大半年证明自己“压根当不了农民”。

    回到苏州重拾木工活计，杨志鹏又找回了满意的感觉。他简单做了一个对比：母亲和哥哥都是环卫工，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个小时，收入跟自己也差不多。

    回到城市重拾满足感

    今年2月，因妻子照顾小孩不能工作，为了省房租，杨志鹏夫妇从苏州搬来惠东，与父母合租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棚屋里。“苏州生活成本高，来惠州妻子可以找些制鞋手工活，每个月也能挣1000元。”这样下来，夫妇两人每月能有1500元结余。

    两个月后，棚屋在一场大火中被毁。针对棚屋带来的安全隐患，惠东县要求棚屋所在的空地不能原址搭建。因此，杨志鹏跟随母亲在惠东首次“改善”了居住条件，他们搬进惠东县老城区莲花地的一栋5层楼居民楼的地下室居住。

    约80平方米的房间里，挤着一家8口。10平方米的里间住着杨志鹏夫妇和女儿，杨志鹏的哥哥和妻女住客厅。房东要求一次性付清一年的房租3600元。300元的房租加上水电，每月杨志鹏一家实际支出约450元。“实在太贵”，杨志鹏多次提起，这笔开支比以前的简易棚屋要多出300元。

    从岳文玲夫妇来打工算起，这个家庭在惠东已生活了16个年头，经历了两次举家搬迁，却只认识了10来个惠东当地人，生活圈子基本上还是在老乡和谈得来的工友间。

    他们所租的区域因为总有一块空地方便他们堆放捡回的废品，周围住户与他们极少交往。杨佳说：“多数时候别人不愿接近我们，我们也懒得跟他们去说话。就跟老乡交流。”

    尽管如此，杨志鹏还是谨慎地享受着这个城市带给他的一切。

    吃过晚饭后，杨志鹏夫妇喜欢抱着女儿去逛沃尔玛，虽然很少购物。2岁的女儿特别喜欢猫狗，总被路过的一条小猫或小狗吸引着往回走。逛完超市后，一家三口又到隔壁的飞鹅岭森林公园溜达了半小时。

    这样常常超过2个小时的散步，被杨志鹏视为一家人最大的娱乐。“大岭家家乐商场东西便宜，惠东的老广场、新广场都有很多人跳舞。”杨志鹏说，这些都是老家没办法给他的。

    杨志鹏常常谈起自己的梦想：“再过几年攒到10多万元后，开一家加盟的零售商店。有这样的目标，现在日子也过得充实。”

    “习惯去超市，习惯带着小孩去看广场的人跳健身舞，后悔在老家盖了房子。”

    “再过几年攒到10多万元，开一家加盟的零售商店。有这样的目标，现在日子也过得充实。”

    ———杨志鹏

    1999年

    3月1日

    《广东省流动人员管理条例》施行，广东开始推行暂住证制度。

    6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出，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对于推进全国的改革和建设是一个全局性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

    11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开发西部战略，并决定成立西部开发领导小组。

    成都工业进入高速发展期，1999年下半年，早期南下的工人陆续转战成都。

    深圳市正式对工伤保险条例进行修改，明确规定劳动者因工致残可获得假肢更换费赔偿，结束了打工者断一只手仅能获赔33101.25元的历史。

    整理：赵璐

    样本意义

    由于近年煤矿等产业的发展，安徽阜阳颍上县已从昔日的倒数第一名攀升到了省内县域经济综合排名第13位。然而，17岁就在惠州、苏州等地辗转打工多年的杨志鹏，却并不愿意回到家乡。

    2004年后，颍上籍的老一代农民工，逐渐告别环卫工、货车司机、废品收购等繁重的工作，陆续收拾行李回家。他们的子女该如何抉择？很小就被父母带到打工的城市里读书，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反而对城市生活更加熟悉。经过潜移默化地“被城市化”，他们中少数即使尝试回去务农，却也遭遇各种不适应甚至失败。

    不论是继续从事某项繁重的体力活，还是偶然走上经商道路，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中多数人目标清晰：为留在城市而努力。(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总策划：

    曹轲 庄慎之 任天阳

    总统筹：

    王钧 南香红 张蜀梅

    学术支持：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出版合作：花城出版社

    摄影统筹：王景春 潘劲松

    分组统筹：乔建 钟跃东